AI制药分子设计成功率升至78.5% 验证成新瓶颈

财联社11月10日讯（记者 王俊仙）“2026年对生物计算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年。三年前我们谈起这个话题时，它还很新；今年，它大概是最热的话题。”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生物计算创新峰会上，百图生科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维表示。

过去两年，AI与生物医药的结合从概念验证逐步进入平台建设和产业协作阶段，本次峰会公布的合作项目数量也有所增加：上一届约有3至5个签约项目，今年增至11个，合作方向覆盖中医药、癌症虚拟细胞模型、AI育种及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。

财联社记者注意到，随着AI制药的竞争重点发生变化，此次峰会讨论的重点更集中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：当计算模型提高分子设计和筛选效率后，行业需要处理的已不只是“能否找到候选分子”，还包括“谁来完成实验验证”以及“谁来承担验证所需的长期投入”。

验证成新瓶颈

计算领域的摩尔定律，指的是算力越来越强，成本越来越低。但新药研发走的却是相反路径：单款新药的研发成本约每9年翻一番，因与摩尔定律方向相反，被称为“Eroom定律”。

现在，这条曲线有望被扭转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上表示，计算技术进步、中国药物创新及长期资本这三股力量，正在为降低新药研发成本带来机遇。在计算技术方面，人工智能正协助研究人员建立生命运作模型，并开始设计分子、抗体及酵素，减少单靠实验室反复试验的研发模式；在药物创新方面，中国正成为全球研发网络不可或缺的一环，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值接近1400亿美元，约为2021年的10倍；在资本方面，尽管全球生物制药风险投资近年有所波动，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平台仍吸引大量资金，今年更有企业单轮融资超过20亿美元。

但陈茂波也强调，人工智能不能消除临床风险，研发瓶颈正由“发现”转向“验证”，未来进展取决于数据质量、试验速度及监管取向。

一线企业的数据说明，“设计”这一程确实已经跑通。和铂医药（02142.HK）高级副总裁冯玉兰介绍，公司通过AI HCAb模型de novo抗体平台新生成了107条全新分子序列，与靶点的结合成功率从过去的约9%提高到78.5%。“这把原来在有限空间里做选择的模式，变成了创造原来没有的东西。”

奥博资本董事瞿佳润也有同感：五年前做抗体设计，要从百万量级的序列库中才能找到少数正确设计，现在测试50条以内，就能找到个位数纳摩尔亲和力的命中分子，“AI的时代已经来了”。

设计一提速，验证压力随之放大。瑞孚迪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经理刘疆说，公司高通量平台把筛选速度提高了50到100倍，而客户对验证能力的需求也增长了约70倍。原因在于，过去动物实验会帮忙筛掉大量脱靶分子，改用计算筛选后，高亲和力候选分子成批出现，需要验证的反而更多。

验证既然成了瓶颈，补齐湿实验就成了平台公司的共同选择。刘维透露，百图生科正在香港为AI驱动的高通量湿实验室选址，同时与瑞孚迪打造干湿闭环联合创新项目，并计划与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在新加坡共建AI生物计算中心。

和铂医药则在尝试另一种思路。冯玉兰把AI药物研发合作的产出分为资产、数据和模型能力三层：在单项目合作中，药企往往只能带走资产，模型和数据带不走，能力也难以沉淀。

和铂的做法，是与百图生科共同成立MegaStream TechBio，把这三者放进同一家公司。MegaStream首席执行官雷鸣提出，AI要贯穿研发全流程，“不只是lab in loop，而是everything in loop”，让临床乃至BD环节的反馈都回流到模型中。他算了一笔账：百图基座模型训练参数超过2600亿，一家小型产品公司要独立复刻，至少要花几千万美元。按计划，公司的干湿闭环实验室预计12月开工，首个管线计划于2027年申报IND。

刘维介绍，MegaStream并非孤例，百图生科在孵化项目过程中主要担当技术赋能者，项目一般由大型药企或医药投资基金牵头，目前在推进更多项目的孵化。

长期资金支持是关键

验证需要长期投入，资金问题随之而来。

君联资本总裁/执委会成员李家庆提醒，与TMT行业不同，生物科技初创企业的资金来源并不局限于股权融资，BD交易所带来的首付款同样是重要的资金来源。他举例称，君联资本的一家被投企业在两年内通过BD交易获得了十余亿美元的首付款。他判断，未来三到五年，面向跨国药企的BD交易仍将是生物科技企业实现管线价值、获取资金支持的重要途径之一；但从长远来看，产业的持续发展仍需要依托本土资本市场和本土投资人的支持。

在资本退出方面，IPO依然是目前最成熟的退出渠道。君联资本今年已有超过10个项目在港股实现IPO。李家庆认为，香港资本市场正在成为重要的上市融资平台之一。不过，百图生科资本战略总裁蔺耀杰指出，IPO之外的退出选择仍然很少，并购、接续基金等渠道都比较有限。

真脉投资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王婷进一步表示，在纳斯达克，大药企并购带来的现金会回流市场、形成流动性；而目前多家港股生物科技公司在回购股份，很多公司市值已接近净现金水平，“这在全球资本市场很少见”。如果缺少更灵活的并购和上市、退市机制，市场可能陷入价值陷阱。好消息是，来自中东、欧洲等地的国际投资者，开始把中国视为全球研发引擎，对中国生物科技的兴趣明显上升。

在退出通道之外，早期资本的短缺同样明显。蓝驰创投董事总经理戎璟认为，问题不在资金总量，而在资金类型：生物科技投资需要长期资本、深厚的科学判断和更高的风险容忍度。种子期的项目缺少实验数据，进入临床后资金需求陡增，风险却没有降低，许多有技术潜力的公司因此难以跨越下一个里程碑。

架构上的障碍让问题更复杂。瞿佳润表示，奥博过去孵化企业常用的红筹架构，从去年起在香港上市已经走不通，需要设计新的架构。

针对这些问题，蔺耀杰认为，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资本：种子轮到Pre-A/A轮早期VC更愿意承担科学风险，到B轮和C轮由产业方提供资源和平台验证，成长期PE也愿意支持公司推进规模化发展，后期再由政府背景资本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和政策协调，三类资本缺一不可。戎璟则建议，由政府作为锚定投资人，出资给专业管理的生物科技VC基金，但投资决策保持市场化，用长期资本吸引更好的创业者，更好的公司创造更高的投资收益，更高的收益吸引更多的长期资本，形成正向循环。

正如陈茂波在峰会上所说，“Eroom定律描述的是过去，并不决定未来。”对AI制药而言，能否把设计效率转化为可重复的实验验证，再把验证成果转化为临床价值和资本回报，才是下一阶段真正的考题。